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孙滔

6月20日，记者在成都见到邓黎的时候，他刚从福州回来。

在福州医科大学召开的某药剂学教材修订会议上，他受邀作了一个学术报告。与会的一些老师感慨：“邓老师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，我们偷偷用你的视频素材教学好几年了，就怕你去告我们。”

这句话的背景是，邓黎拍摄了各种化学药品在模拟人体环境中崩散消解的过程，然后把这些视频放到了B站。邓黎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副教授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B站知名科普UP主“Initial_Pharmacy”，拥有超过15万粉丝。

在邓黎的镜头里，有的药片会在数秒内崩解，有的药片的膨胀、溶解则需要经历十几个小时，晦涩的药物溶解理论在这里变成了美轮美奂的大片。

邓黎赶忙劝这些与会的教授放宽心——当年开始做视频的时候他就想过，这些视频可以拿来辅助教学。

其实邓黎有个更大的野心，他想把在中国上市的数千种化学药一网打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构建药物崩解的可视化数据库。如果建成，那将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功绩，为中国药品评估提供重要考量。

在一些人看来，他有点不务正业。而他的正业，应该是他的官方介绍中排在第二位的微针递药系统研究。

邓黎说，微针递药系统研究其实是为了让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，他的主要心思放在了药物可视化研究上。

眼见为实

如同药品可视化研究非主流的地位一样，邓黎的实验室坐落在药剂学系二楼的一个角落，那里原本是一个废弃空间。他们花了7万元把这个空间装修一新，并作了隔音处理。

走进邓黎的实验室，也给人一种非典型实验室的即视感：拍摄器材摆放得满满当当，一大批桶装纯净水摆放在实验台上下，墙上则贴满了他们拍摄过的花花绿绿的各种药物的包装盒。

两个研究生正在24小时不间断拍摄药片崩解过程，每组装置有2台相机分别在顶机位和侧机位同时拍摄。这些相机每隔30秒拍摄一张照片，也就是说每个药片在24小时内将产生5760张照片，总共大概有55个G大小。然后，邓黎会把这些照片进行对齐裁剪，分别生成顶机位和侧机位的视频。

他们用到的主要试剂就是纯净水，这些水需要进行酸碱度的调配，以模拟肠胃的不同环境。

在拍摄中，邓黎有不少发现。比如对于释放比较缓慢的治疗帕金森病的盐酸罗匹尼罗缓释片，其3层崩解控速结构设计在视频里一览无余：上下两个阻滞层阻挡了中间的含药层与液体的接触面积，从而完美控制了药物的释放速度。这正体现了他一直提倡的Seeing is Believing（眼见为实）理念。

他们需要解决一系列操作上的难题。比如配置的溶液由于拍摄时间过长会变绿，那是细菌的污染扩散了，因为模拟体温的37℃是细菌滋生的天堂。

另一个麻烦是拍摄的对焦问题。这些药丸或药片在崩解过程中会发生膨胀、崩塌等形变，这会导致镜头失焦，这时候就需要操作者不时手动对焦。

这些药物还会随着崩解在溶液中发生漂移，如果将药物固定，则容易影响顶机位的拍摄。

邓黎还希望做一些定量分析的工作，也就是把他以前最擅长的药物分析技能结合到可视化拍摄中来。他求助一位师弟定制了一套新的装置：盛放药片的器皿接了6根橡胶管，并连上电脑，这样就可以通过定时控制来分时段收集液体，进而用高效液相色谱定量分析出药物崩解的速度。邓黎说，这套装置花了2万元。

巧克力豆的启发

邓黎跨行摄影，纯属偶然。

1998年高中毕业时，他本来打算去考飞行员，但在川大望江校区体检时，被认定视力有问题而遭拒录。于是，他就来到了原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，在2006年本校硕士毕业后留校担任辅导员。那是一段波澜不惊的岁月，那几年他的最大成就是所有学生都按时毕业了。

之后，邓黎选择了在职读博。等他拿到博士学位，已经年近40岁。这时候，他还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讲师。

跨行的机缘是不期而遇的。药剂学系教授詹先成有一门爆款公共选修课，叫做“照相机原理及选购”。他在退休之际希望邓黎传承衣钵，把这门课教下去。于是邓黎购置了不少摄影设备，在B站关注了很多UP主，开始自学摄影。

在拍了很多校园风光后，一位药剂学系的同事给了邓黎一个关键的建议。美国化学会有一些儿童科普视频素材，比如巧克力豆在不同溶剂里的溶解过程，观赏性极强，可以照搬过来试试。邓黎很快依葫芦画瓢，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把能买到的巧克力豆拍完了。

接下来做什么呢？邓黎想到自己的专业是药剂学，其中固体制剂如片剂是临床使用非常广泛的一类剂型。这些药片和巧克力豆相似，都是片状，但药片的设计比巧克力豆更复杂更多样化，自己或许可以结合药剂学专业来拍摄，药物的崩解过程拍下来想必也是惊艳的。

这就是邓黎的起点。

刚开始，他的目的格外单纯，只是为了把药物崩解拍得好看一点，后来发现，这些视频正印证了处方工艺会影响药物释放速度的说法，这也是药品里quality by design（质量源于设计）的理念。那么，那些原研药是怎么释放出来的？它的释放是快是慢？是先快后慢，还是匀速释放？邓黎想，这或许可以用来评估仿制药的崩解特性是不是跟原研药类似，那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

他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市场上买药，或者通过跟医院、制药厂合作获得样品，进行拍摄。

中国自2016年开始要求国产仿制药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，也就是说，仿制药应该与原研药在质量、疗效上一致。

邓黎的拍摄为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找到了铁证。以治疗高血压的替米沙坦片为例，原研药之所以释放得更快，是因为其特殊的设计。替米沙坦片在酸性环境中不容易溶解，于是设计者在药片里加入了碱性物质，当遇到渗透进来的酸性溶液（胃液）就会发生反应，此时药片微环境pH值升高从而加速药物溶解。缺失了这个设计的仿制药会很难溶解，以致难以发挥药效。

墙内开花墙外香

在川大官网上邓黎的12篇代表作中，有2篇与可视化有关，其中一篇是综述，另一篇是教学研究论文。

那篇综述发表在药剂学领域顶级期刊《控制释放杂志》（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）。邓黎发现，大多数学者专注于药物崩解的非连续性记录，比如采用CT成像或拉曼成像来记录，邓黎团队则是极少数运用光学进行药物可视化的研究者。

邓黎说，在评估药物溶出度时，工业界一般是测量一定时间内药物释放到溶液中的量，这种方法是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，至今没有太多更新。邓黎提出，为什么不考虑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、摄影技术来进行固体药物崩解释放全过程记录和评估呢？至少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手段。

《药学研究》（Pharmaceutical Research）论文《眼见为实：延时宏观成像技术在固体制剂形态变化中作为教研工具的应用》的发表则是出于偶然。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和物理药学系教授Tonglei Li主动联系邓黎称，他对邓黎的视频拍摄工作很感兴趣，认为后者的工作在工业界意义非凡。 Li正是《药学研究》的主编，希望邓黎能够把相关工作作一个总结，然后发表出来。

邓黎说，这篇文章的英文编辑和润色都是Li亲自操刀，后来作为封面文章刊发。

邓黎对科普的热爱也是他出圈的重要因素。2023年年底，邓黎在格致论道讲坛作了一个科普报告。今年6月份，一名当年带过的学生告诉邓黎，他们的公司在用邓老师的视频给员工做培训。邓黎才知道，他的那个科普报告出圈了。

有药企来找邓黎想拍宣传片，他们想把生产的100多个药物品种全部拍出来，做成一个产品的时空走廊，试图打造科技感爆棚的宣传。只是这个规划最后不了了之了，不过邓黎也很庆幸，否则他的团队这两年就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了。

可惜的是，这个方向虽然是自己独有，但尚未得到学术圈的青睐。

邓黎的野心

没有顶刊，也没有好的基金项目，想评教授是艰难的。不过邓黎并没有执着于此。

其实邓黎的一些朋友反而很羡慕他目前的状态，因为传统的药剂学研究已经呈白热化竞争之势，大家纷纷讲各种新故事才能拿到基金项目，而邓黎靠与企业的横向课题也可以让课题组顺利运行。

在常规研究耕耘多年，邓黎有自己的判断：花那么多钱，养那么多细胞，做那么多动物实验，最终的结果不外是一篇篇论文。尤其是，他在为一个新发明的纳米递送系统拍摄视频的时候发现，论文中完美设计的系统在遇到生理盐水时，立即就发生了沉淀，这与研究者的预期相去甚远。这让他对仅仅靠发表论文来换取功名产生了一丝动摇。

他有自己的打算。除了前文提及的将药物分析结合到可视化拍摄中来，他还把目光瞄向了人工智能。

有个新招的研究生对人工智能很痴迷，于是邓黎就想派他去学习这方面的新技能，说不定可以尝试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获得药物膨胀的面积、溶出过程中的体积变化率等数据，那样就能做一些更有说服力的研究。

如今的邓黎想明白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他需要一些耐心。为什么目前的可视化工作的科学创新度似乎还不够？只有这个工作的覆盖面足够广，才会找到足够深入的方向，而“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人来竞争，完全就是我们在做”。

教研室的老师和同事们是邓黎的坚强后盾，给了他不少激励。有位老师鼓励他去申报基金项目，“你可能拿不到，但可以通过这个申报去梳理一下你自己的工作，去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、去看看有没有走偏，以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改进。”

在2020年迈入40岁之际，邓黎终于评上了副教授。当时有个同事跟他开玩笑，“我觉得你到达了人生巅峰。”

邓黎对此不置可否。一位相熟的同事如此评价他：“教授，恰饭的一个职业而已，我看他现在自由又专注的状态就挺让人羡慕的！”